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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届，不是中国法学的首届。
现代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恩格斯所描绘的美好图景：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党争民主制的核心是制衡。
人人既有不欲的追求，也有欲的追求。资本主义制度避免权力被滥用的方法是党争和分权，然而党争和分权却使得党派和政府的权力大大削弱，为资本的横行霸道创造了机会。[2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12年版，序1-2页。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资本主义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上。
我们由于没有能力从理论上论证我们所走的是哪种社会主义道路，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最优选择。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邓小平系统论述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参见姚顺良：《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兼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和马斯洛的关系》，载《东南学术》2008年第2期。
适度赋权论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平等与自由相结合、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相结合、欲与不欲相结合。恩格斯的经典论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第一个词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党政分开可以是党政分离，也可以是党导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政分开应该是党导政。[147] 方绍伟：《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第381页。
党争民主制着眼于保护消极自由权利，更加有利于保护把进步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个人首创性。阿克顿勋爵有一句经典说的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96] 郑永年：《民主，中国如何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我们的法治道路必然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相一致，需要充分考虑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约束条件和我们当前及未来的目标，能够有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就是好法治。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示是中华民族不自信的表现。恰恰是那些没有个性的人、没有特色的制度、没有独创性的理论常常处心积虑地宣示她的个性、特色和独创性。
党导国应该是立宪的、民主的法治党导国。[1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1页。如前所述，领导党是有德性的政党，所以党内规治分为党法之治和党德之治。人民保留一部分权利，在这个范围内，每个人是自由的。
[141] 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党领导一切这个说法，原初是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来的，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被认为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模式而被抛弃。
正如党导政不是以党代政或者党政不分，党导军也不是以党代军或者党军不分，党导民也不是以党代民或军民不分，党导学不是以党代学或党学不分。[125] 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立宪党导民主制中立宪的根本意义在于使得宪法成为真正意义的法律，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和可诉性。[10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4页。在今天华盛顿两极化——实际上是有害的——政治氛围中，政府实际上既不能有效地前进，也不能有效地后退。[1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18页。而现在广泛存在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仅仅是形式上的党政分开，是极端不自信的表现。两者之中，从无一方能在争斗中占绝对上风。
[7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不欲的权利就是不可让渡的权利，欲的权利就是可以让渡给其他主体来实现的权利。
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32] 详细论述参见柯华庆：《中国学者：从经学到科学》，载《学术界》2014年第6期。
党导民主制在自由问题上假定三者：弱者、强者和最强者，主张政府应该在政治上集权，成为毫无争议的最强者，威慑强者横行霸道，保护弱者的自由，通过立宪和法治规范最强者的权力，从而实现全民的自由，也就是共同自由价值，[145]是真正的民主制。……不幸的是，有效统治能力的缺乏扩展到了美国自身。
[98] 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62页。适度赋权是平等和自由的结合。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加剧、大国冲突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105] 赵鼎新：《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载《二十一世纪》第134期（2012年12月号）。
合理的体制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对所有强者和弱者形成威慑，对于强者进行约束，对弱者进行保护，同时又对最强者(代表国家的政府)进行适度分权。立宪党导民主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一起。
当然，最强者也可能会同时侵犯强者和弱者，所以又需要对最强者进行权力分工。[62] 汪行福：《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命运——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载《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集权和分权只是防治滥用和腐败的手段，而权力的正当性本身不在于是集权还是分权，而在于权力的运行是为民还是为己，在于是为少数人还是全体人民，在于其是否规范。党导国应该是法治的，党的领导应该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领导，党导法规架起党规治党与法治国家之间的桥梁，形成党规治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宪治国家中宪法是老大。党政不分是平层，党政分离则是两个平层，党导政是复式结构住宅，上层是党，下层是政，中间是楼梯连接。这个特色一般又是另一种特色的原因——他们没有实际事务的第一手知识，这种知识只有从实际经验中获得。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定位应该是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提升人的德性，将社会中的人逐步变成自我实现的人。
[41] 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页。阿克顿在权力与腐败之间建立必然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是坏人，权力是绝对必要的善。
我们常常说民主制可能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实际上如果将全部权利赋予给政府，在任何一种政体中都可能产生暴政。[79] 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5、83-84页。
通常译为最后的人，例如福山的经典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28]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甘阳导言第32-33页。[121]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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